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来龙去脉
资本家的疑虑并非无端而生。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央发布的各项文件，甚至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天津解放后，宣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正确政策的教育未能及时跟进，实际工作中亦显现出诸多“左”倾倾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的迷茫。解开这些思想上的束缚，准确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对于工人、干部乃至资本家而言，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本文改编自《林蕴晖学术生涯》一书，原作首次刊登于《百年潮》杂志1998年第6期。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明历史是非，需从头道来。
进城首要事宜
1949年伊始，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党中央迅速对接管平、津两市的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指定彭真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则肩负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重任；黄克诚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并兼任军管会主任，黄敬则接任市长一职。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将由华北局统一领导，并特别指示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行前往北平，承担起先头任务。薄一波在回忆中提到，他在启程前曾专程向中央请示。毛泽东主席强调，城市接收工作的核心是接管官僚资本；对于民族工商业，必须给予充分保护，确保接收过程中“原封不动”，让它们恢复生产，逐步推进。开展城市工作，需依靠工人阶级，同时也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保持良好团结，建立长期统一战线；当前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与薄一波的交谈中，更多地探讨了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尤其是如何发挥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和民生中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后来都被写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
中国共产党虽诞生于我国现代工业的枢纽城市上海，其阶级根基深植于工业无产阶级之中，然而，它长期置身于农村的广阔天地，成员亦多源自农民这一小生产者群体。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其使命便是推翻封建剥削，将土地分给农民。这场旨在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这些思想与行动，在党进入城市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带入城市工作的实践中。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在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便出现了胡乱抓取物资、抢夺机器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在收复张家口时，一些干部随意出入城市，随意抢购物品，甚至有人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类似的乱拿现象仍然发生。起初是搬运公物，随后演变成抢夺私人财物，甚至鼓动城市贫民参与其中。为了遏制这种乱抢行为，不得不实施戒严，甚至不得不枪决数人以示惩戒。此外，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遣人员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趁机涌入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等地都曾出现类似情况。更为普遍的问题是，难以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将“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照搬到城市，导致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
故而，在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特地就此情形向中央递交了专项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亲笔批示，严厉地指出：“在城市或乡镇对工商业的破坏，实则是一种农业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观念，其本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由此种种情形可见，夺取城市后，能否清晰地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不仅关系到城市生产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更是共产党在城市执政后首要面对的重大考验。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已作出明确指引：自我们接管城市的伊始，目光即应聚焦于该城市生产事业的重建与拓展。务必警惕盲目行动，切勿忘却核心任务。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位居第二，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还需最大限度地发挥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若有人认为当前可以放任资本主义无拘无束，此观点实为错误，乃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反之，若有人主张对私人资本主义实施过于严格的限制，甚至主张迅速消灭私人资本，以期迅速步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观点同样是错误的，属于“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
民族资本家之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规模庞大，总计近四万家，其中仅从事生产的工业便有上万家，汇聚了数十万工人；而在北平，大小私营工厂同样拥有三万工人。社会上众多必需品，从饮食、衣物到日常用品，无不依赖他们的供应。这些私营工业，无疑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天津解放后，资本家普遍感到恐慌和消极，他们纷纷准备收场、关闭工厂，甚至策划逃离。原因在于，自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以来，数月间无人负责人关注资本家，无论是接见、交谈还是听取意见，更不用说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部分领导人甚至认为，与资本家接触即等同于“立场不稳”。
《天津日报》每日不遗余力地宣传工人阶级的光荣形象，而对资本家则持批评态度。在资本家与国营企业的交往中，往往陷入不盈利甚至亏损的困境。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为例，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收购合同，然而随着物价的上涨，原本的合同价格显得过低，若继续履行合同，资本家势必要承担亏损。同样，当地的华兴纱厂也与国营贸易公司签订了长达八个月的供应与销售合同；国营贸易公司提供棉花，华兴则将生产的纱布销售给对方。然而，随着纱价的激增，合同价格却未作调整，导致贸易公司获利丰厚，而华兴虽未出现亏损，但盈利也十分有限。此外，税收部门在征税时仍依照市场价格收取，这对资本家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因销售不畅，经与政府相关部门协商，得知可运往山东临清出售，久大公司便将盐运至临清。然而，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见状，便采取对策对付久大公司。结果，国营贸易公司降低盐价，使得资本家的盐难以销售，最终导致亏损。这些事件使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们苦不堪言。部分工人组织只专注于教导工人如何与资本家抗争，让工人明确剥削者的身份，以及如何实现翻身。因此，资本家的恐慌情绪愈发加剧。
一是担忧清算，二是担忧共产党只关注工人利益，三是担忧工人无法控制，生产难以进行。因此，他们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甚至逃离至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的开工率不足30％。这种状况亟需迅速得到改善。
诸多情形表明，迫切需要向工人、干部及资本家们阐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确立的城市政策，以消除工人群体中存在的模糊观念，并缓解民族资本家心中的疑虑与不安。
正是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中，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前往天津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就地妥善解决问题。
1949年，刘少奇访津。
剥削辩证说
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乃至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天津工商界人士，此外，还有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参与了此次座谈。
在交流会上，资本家提出了多个疑问：私营企业是否能够继续运营，中共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在复工复业过程中遭遇的原材料短缺，政府是否会提供援助？此外，还询问了政府处理劳资矛盾的基本立场。
在交流过程中，刘少奇注意到他们主要关注两点：首先，过去中共中央在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时，提到了三种经济形态，分别是国营经济、趋向于合作社的小农经济以及小型和中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却未曾提及大型经济实体。李烛尘和宋棐卿表示，目前他们尚未达到大型企业的规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规模有望扩大。他们担心，一旦企业规模增大，可能会失去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甚至面临工厂被没收的风险，不知何时会被淘汰。
其次，他们虽公开宣称自己是资本家，却对承认剥削身份感到恐惧。周叔弢曾言：“我膝下有一子一女，均为共产党员。我承认自己存在剥削，却不愿自称为资本家。我追求的目标是‘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经营已数十年，因盈利，我亦开设了华兴纱厂，并在大冶设立了洋灰厂。如今拥有三家工厂，正筹备开设第四家。然而，心中却充满了苦涩。若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剥削行为也将随之增多，受剥削的工人亦将增加，那时我将沦为资产阶级巨头，罪恶也将倍增，一旦遭受清算，恐怕将面临被枪毙的命运。”
他们不知出路。
资本家们的担忧并非无端而生。他们密切关注中央颁布的文件，甚至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天津解放后，宣传党在向民族资产阶级传达正确政策方面未能及时跟进，实际工作中亦显现出诸多“左”倾倾向。这些因素使得他们难以看到光明的前景。解开这些思想上的束缚，正确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剥削，对于工人、干部乃至资本家而言，均是一大关键所在。
共产党在开展思想工作时，其关键在于对症下药，运用恰当的方法解决各种问题。刘少奇便是在“剥削”这一概念上，巧妙地展开了他的论述。他提出：
现今，不少人对提及“剥削”二字有所忌讳，然而剥削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纵然你们或许拥有数千或数百股东共同经营工厂，但作为股东的代表，作为资本方的代表，你们在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乃分内之事，哪怕是一分一厘亦是剥削。这一事实不容忽视，我们必须正视。然而，若因此认定“剥削越多，罪恶越深，须加以审判，甚至处以极刑”，从而陷入无尽的苦闷，这样的观念却是错误的。
剥削与否，并非由你们所定，亦非工人所能左右。“剥削，实则由社会制度所决定。”在奴隶制、封建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若不剥削他人，他人便会剥削你；即便不剥削，也无法避免被剥削的命运。这一切并非由人的意志所主导，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剥削手段的取代，标志着封建主义剥削方式的终结，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无疑是巨大的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在其初期阶段，确实有着不可抹灭的历史贡献。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生产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至于目前是否应当根除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这需考量是否已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就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而言，中国共产党具备足够的力量，随时可废除资本家的剥削行为。然而，我们现阶段却不宜采取此行动。原因在于，“我国生产力尚不发达，存在滞后现象。当前并非私人资本主义工厂数量过剩，反倒是数量不足。现今，私人资本主义不仅得以存在，更需要得到发展，进一步扩大其规模”。
“在革命问题上，无产阶级自然是首要的，他们勇敢无畏，坚决斗争，农民同样重要；但在城市生产方面，你们产业家、资本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面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萎靡的严峻形势以及资本家对过度剥削导致罪恶加重的担忧，刘少奇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因此，他提出，当前资本主义剥削并非“有罪”，而是有其“功绩”。
具体说的是：
“你若能增设第四、第五、乃至第六家工厂，对社会福祉的贡献将更为显著，你的功绩也将随之增长。”因为，“你们建立工厂，竭力管理好工厂，这对于提升社会生产力，实有莫大之功。”总之，“在我国，当下正是资本家立下功勋之时，我国的资产阶级，非但非垂垂老矣、衰败腐朽、反动僵化，反而在青年时期，有着发展的潜力与活力。”
事实上，刘少奇的言辞并未就此打住。他进一步阐述道，诚然，新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亦有所制约。例如，“公私兼顾”便是这一限制政策的体现，国家经济需兼顾私人经济之发展，而私人经济亦应兼顾国家经济之需要；“劳资两利”同样属于限制范畴，旨在促进私人资本的增长，同时亦不可忽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税收政策亦属此类限制手段。至于迈向社会主义，那将是数十年后的课题。当前资本主义的演进，并不会妨碍未来社会主义的实现；相反，在私人资本主义得以更广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实现进程或许会更为迅捷。
资本家深恐社会主义的兴起。他们质疑：我们能否避免实施社会主义？刘少奇明确回应，社会主义必须实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继续询问：具体该如何操作？刘少奇回应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改造。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可以不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逐步发展，以和平手段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在刘少奇的精心引导和耐心教诲下，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进行的深入浅出的辩证分析，让在场的资本家们心中的重负得以释然。他们兴奋地表示，如今他们对共产党的了解已经有所增进。许多人意识到，他们长久以来的实业报国梦想终于迎来了实现的可能，于是纷纷开始策划恢复和扩大生产，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投身实业的热情。宋棐卿便是其中的典型。1949年4月30日，宋棐卿致信刘少奇称：
敝麻厂将近期增开夜班。
二、敝毛厂将增购原毛扩产。
三、尽管我司化学厂已暂停生产近一年时间，但目前已拟定计划，即将重新启动生产。
四、本司正积极筹备开设麻袋第二工厂，旨在扩大生产规模。
以上所述各项均为重要关注点，特此先行呈报简要概述。未来进展至何种程度，必将及时汇报，并期待您的指导与建议。
宋柒卿的来函忠实记录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阐述有关资本主义剥削辩证理论的讲话，该发言无疑对社会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当时最怕的是“左”
1966年，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伟人共聚一堂，此为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我们时常目睹，个别同志对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不当言论，往往未经组织批准，违背了组织原则。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过分之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然而，我所听闻的一些传言，却不太像是批评，有的甚至与事实不符，或是言过其实，更有甚者，竟沦为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
邓小平强调指出：就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中提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而言，我所听闻的并不与流言相吻合。关于资产阶级问题，虽未亲见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稿，但据我所知，少奇同志的讲话应是遵循党中央意志而发表的。这些讲话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避免了错误。尽管讲话中个别词句存在问题，但其总体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正面作用。回顾当时情境，正值天下未定、半壁江山尚待解放之际。
初入城池，我们最忧虑的便是“左”倾思想的蔓延，而当时确实已显露出这种倾向的苗头。面对这一局面，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坚决纠正并预防“左”倾思想的滋生，此举无疑是正确的。渡江之后，我们秉持中央的指导思想，坚持宁右勿“左”的原则来接管城市，因为即便稍微偏右，最多只是失去几个月的时间，而一旦陷入“左”的泥潭，损失将难以估量，且难以逆转。因此，我认为少奇同志的讲话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我所听闻的流言蜚语却并非如此。
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问题，对少奇同志的这一番言论，不仅是对高岗同志的一次揭露，也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党内关于重大政策、思想以及理论的是非曲直，并揭示了一条真理：自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来，各项政策的正误、利弊得失，其根本评判标准，在于是否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当时，这一标准尤为体现在是否有利于城市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在解放上海的前夜，工业生产几乎陷入了一触即发的崩溃边缘。在1.2万余家工厂中，仅有30%能够维持生产。机器制造业工厂的停工率高达80%以上，而面粉业因北运通道不畅，产量仅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据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由于原料短缺和销售渠道不畅，几乎处于半停摆状态。上海拥有83万的产业工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秩序。上海的纺织厂纱锭数量达到229万，占全国总量的40%；贸易额更是占据了全国的一半。若上海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全国经济将面临半数崩溃的危险；一旦上海市场陷入混乱，全国的财经局势也将失控。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据了全市工业产值的76%，其中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超过1.7万人。这些资本家数量虽少，但他们的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泛，政治影响力巨大。在解放前夕，部分资本家因国民党过度搜刮而濒临破产，有的则将资金转移海外，有的选择停产观望。
陈毅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陈毅同志担任了上海市的首任市长。彼时，陈毅同志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同志们达成共识，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民众情绪，并迅速恢复生产秩序。他坚定地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确立的方针，即集中火力对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党派力量，稳步推进各项事业。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的紧张阶段，陈毅同志始终秉持这一核心思想，借鉴了天津接管后的成功经验以及刘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精神，接连不断地亲自接见各界代表，展示政治立场，阐明政策方针。
八十三万的产业工人队伍，构成了迅速恢复生产与建设新上海的坚强基石。新任市长出席的首场集会，便是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陈毅同志向他们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满怀希望地寄语未来。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对于资本家及其财产的处理方式，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6月2日的午后，上海工商界90余位知名人士，手持陈毅将军亲笔签署的邀请函，齐聚外滩的中国银行四楼大厅，参与了一场“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上，资本家们心怀忐忑，担心共产党是否会没收他们的产业，发动革命。然而，当他们听到陈毅将军那布鞋线袜搭配土布军装的形象，以及他那句“工商界的朋友们”的开场白时，紧张的情绪顿时缓解。陈毅将军表示，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已经结束，新的建设时代已然开启。他强调，我国工商政策早已明确，核心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十六字方针。人民政府愿意与产业界携手合作，共同克服困难，产业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坦诚相告，即使暂时无法解决，也会给予合理解释。他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早日恢复生产。
资本家们聆听之际，字句入耳，既感惊愕又喜出望外。荣毅仁先生，这位拥有申新系统九家纱厂的老板，兴高采烈地步出门外，回到家中，面对满室翘首以盼的人群，他大声宣告：“明日即可开工。”
“吃饭也是工作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去。”他坚持认为，不应因怕犯错而束缚自己。于是，他不仅亲自带了几位领导干部前往，还携夫人张茜及子女一同出席，旨在建立友谊。陈老总手持大葵扇，轻松愉悦地前往荣家，与荣毅仁畅谈家常，了解情况，态度亲切坦率，谈笑风生。尽管未涉及政治话题，但此次聚餐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感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私营企业迎来政府的大力支持，陈市长频繁邀请企业家进办公室讨论政策，让久经市场竞争考验的国内资本家们看到了发展的曙光和未来希望。这一喜讯传出后，部分曾赴香港、欧美发展的企业家产生了归国的念头。10月初，享有盛誉的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先生从美国返回，陈毅市长亲自热情接待。见面之际，曾经的“味精大王”褪去西装，换上蓝色中山装。陈老总高兴地鼓励他：“吴老，你明天去工厂接受工人们的欢迎，就穿上这身新装吧，这才算是焕然一新！”聚餐时，吴蕴初因曾担任伪“国大代表”而感到愧疚，但陈老总却大度地说：“这算什么？在四大家族统治时期，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你们不得不多番周旋。你们都是工业生产领域的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领军人物，政府期待你们回国后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业务遍及全国、被誉为“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也自香港回到了上海。
这些举措，正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坚决纠偏和预防“左”倾思想的实际成果。它们真实地展现了刘少奇在天津发表的讲话所发挥的“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长久以来，我们教条地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彻底消除剥削，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一种生产关系尚未完全束缚生产力发展之时，它既无法被消灭，亦难以被彻底消灭。因此，忽视我国社会所特有的历史背景，一味追求使资本主义绝迹，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无不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仍有不少人对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崛起感到忧虑。
在刘少奇100周年诞辰的今天，弄清“剥削有功”说的原委，不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正，而且对人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是会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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